今年4月23日，是世界文学巨匠威廉・莎士比亚诞辰455周年。看到中国话剧《王子复仇记》其时在莎翁故里演出并赢得好评的消息，很自然会想到剧中人哈姆雷特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名言：“生存还是死亡？这是一个问题。”同时跳入脑海的，还有另一句：“莎翁巨作：话剧还是诗剧？”而这一句，是中国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几乎穷
孙大雨这个名字，现今文化学术界罕见提及，其生前却非等闲之辈。他祖籍浙江诸暨，1905年生于上海，1925年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，翌年赴美留学，就读达德穆斯学院，1928年获高级荣誉毕业，随即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英国文学，1930年回国，历任武汉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、北京大学、青岛大学、浙江大学、暨南大学、中央政治学校、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英国文学教授。除了教书育人外，他早年还发表不少诗作，是著名的“新月派”诗人之一。作为英文专家，又属诗坛健将，孙大雨看莎士比亚剧作，字里行间不免挥发出一种独特的古诗之美。
早在1925年夏天，孙大雨就到浙江普陀山上闭门探索，开始研究新诗的格律，次年4月10日，以“孙子潜”署名在北京《晨报・副镌》上发表新诗《爱》。这首诗，不仅每一行有五个音节的格律，而且是新诗里第一首完整的意大利体或曰佩脱拉克体的商乃诗（Sonnet，亦译商籁体）。此后，他负笈留学期间，又在国内《新月》、《诗刊》上发表《海上歌》、《一支芦笛》和《我的写照》等格律诗，还翻译勃朗宁的《安特利亚・特尔・沙多》和弥尔顿的《欢欣的人》各两百多行，都属于有格律的诗作。陈梦家的《新月诗选》对此有所论及：“十四行诗（Sonnet）是格律最谨严的诗体，在节奏上，它需求韵节，在键锁的关联中，最密切的接合，就是意义上也必须遵守合律的进展。孙大雨的三首商籁体，给我们对于试写商籁，增加了成功的指望。因为他从运用外国的格律上得着操纵裕如的证明。”他提到孙大雨还有一首一千行长诗名为《自己的写照》，“是一首精心结构的惊人的长诗，是最近新诗中一件可以纪念的创造。他有阔大的概念，从整个的纽约城的严密深切的观感中，托出一个现代人错综的意识。新的词藻，新的想象，与那雄浑的气魄，都是给人惊讶的”。正是这些创作实践，使孙大雨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研究莎士比亚，并用不同的文体■译其宏大的剧作。
大半个世纪以来，通过翻译把莎士比亚剧作引入中国的人士，先后有田汉、梁实秋、朱生豪、顾仲彝、曹未风、曹禺、方平、吕荧、英若诚等，均为大师或高才，其中，梁、曹（未风）、朱三位译的都是全集。孙大雨在长年的研究中，对他们的译作无一例外地细读而形成自己的评判。1987年，他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《外国语》第二期发表《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话剧还是诗剧？》一文，向前述诸位表示敬意之余，率直地批评道：“曹不了解原作分行是有格律而不押脚韵的韵文诗，把原文一行翻成译文也是一行，但并无格律......朱也不明白莎剧原文基本上是用格律诗行写的，也不知怎样用语体韵文传达原作的风貌，故根本不对原文的诗行作任何考虑，完全译成了散文的话剧。”
孙大雨提到，上述先贤中，对莎剧实为“有格律而不押脚韵的韵文诗”有所认识的惟有梁实秋，因他在30年代出版的几种莎剧译本弁首的《例言》曾作说明：“莎士比亚的原文大部分是‘无韵诗’（Blank verse）。小部分是散文，更小部分是‘押的排偶体’（Rhymed couplet）。”但梁考虑的结果，“凡原文为‘无韵诗’体，则亦译为散文。因为‘无韵诗’中文根本无此体裁；莎士比亚之运用‘无韵诗’体亦甚自由，实已接近散文，不过节奏较散文稍为齐整；莎士比亚戏剧在舞台上，演员并不咿呀吟诵，‘无韵诗’亦读若散文一般。”但对这一语言上的考虑，孙大雨并不认同：“莎剧在英国、美国舞台上、银幕上演出，虽然并不‘咿呀吟诵’，但我们知道是用比较散文据稍慢的速度从容朗诵出来，有协和声调节奏之美，并不‘读若散文一般’，因为有格律、有规则的节奏的韵文朗诵跟念散文是有微妙但显著的区别的。”他明确地指出：“莎剧是戏剧，同时又是诗剧，而且基本上是用有格律的韵文行所组成，所以古时叫做戏剧诗（dramatic poetry），近今叫做诗剧（poetic drama），是浑然一体的一种文艺作品。”故而，他翻译莎士比亚的《罕秣莱德》、《黎琊王》、《奥赛罗》、《麦克白斯》、《暴风雨》、《冬日故事》、《罗密欧与居丽晔》和《威尼斯商人》等剧作，无不在掌握原作素体韵文的基础上，出之用音组构成韵文行的方法，以求准确贴切地传达出大文豪语言中精美的诗意。
1951年11月，孙大雨到北京出席翻译工作会议，将他于1948年11月出版的莎剧译作《黎琊王》赠送北大西语系教授卞之琳。此后，卞之琳花了三年时间译出《哈姆雷特》，于1956年8月出版，被孙大雨视为除他的《黎琊王》译本之外，1983年林同济的译本出版之前“唯一懂得莎作原文基本上是有格律的素体韵文、并且译成了中文的素体格律韵文的译本”。直到1986年，卞之琳才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杂志社出版的《莎士比亚戏剧集专刊》他的《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译本说明》一文中，就孙大雨早年译作所给予的教益和启发表示谢意。在孙大雨看来，这个谢忱整整迟到了30年，但虑及他本人在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”、1968年又因“反革命罪”而获刑的经历，这一切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孙大雨和卞之琳，同为早期“新月派”诗人，后者曾师从徐志摩并深受赏识，但鲜为人知的是，前者早年的诗名绝不亚于后者，甚至徐志摩赠送诗作的题款称之“大雨大师”，而自谦“志摩小先锋”。不幸的是，生性耿直的孙大雨，在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中过于天真，以致身陷囹圄数年，出狱复遭监督劳动，无法从事正常的研究，更遑论著作等身，在学有专攻的“莎学”上虽有一家之言，但岁月蹉跎，生前已不及获得更广泛的学术认同和舞台实践的验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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